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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作者:未知

  摘要:中國是個重視陸地的國家,對海洋的研究相對較少。日本歷史學家上田信所著《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從海洋史的角度來看明清時期的中國發展脈絡。讀此書,有利于我們吸收國外研究中國歷史的觀點,拓寬我們的視野。筆者就此書的優缺點做一分析。
  關鍵詞:《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海洋史 《海與帝罔:明清時代》一書是日本作者上田信所著,高瑩瑩譯,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發行。本書是日本講談社一百周年獻禮之作《中國的歷史》的一卷,是日本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的中國通史讀本。本書作者上田信教授極富正義感,他是第一位將“二戰”時期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重大史實載入教科書的學者,在731部隊細菌戰國家賠償請求訴訟中,他作為中國受害者的證人,向東京地方裁判提交了鑒定書《鼠疫與村莊》。因此,正如李伯重先生在本書推薦序中寫道:“由于這種基于客觀事實的正義感,他寫下的中國歷史自然是比較公正可信的。”①
  對于明清中國,中外的主流觀點都是把它視為一個停滯的、閉關自守的時期,一個與海洋無緣的時期。但是近年來,罔際上對以上觀點進行了猛烈批判,提出明清中罔經濟有很太發展,并且在罔際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書采納了學界這些新見解,從海洋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通過海洋的紐帶將中閆置入東歐亞體系,生動地展示了明清五百年的海洋歷史。看外國人寫的中罔史,使中國人能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待自己的歷史,對讀者會很有啟發。
  本書以海上女神“媽祖”為線索,通過描述她的地位變遷,用史實向讀者一一展現了海洋在明清時代不同時段的地位、作用和發展。在此書第一章中,上田信先生指出:“驅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動機是交易”。北宋、南宋因為陸上商路受阻,于是積極向海上發展,海外貿易空前繁榮。元朝忽必烈沿用了南宋的艦船和造船基地,也開始海上活動,確定了以白銀流通體系為中心體系的交易體系,明朝和清朝都包含在這一廣泛的交易體系之內。第二章中,作者客觀地分析了元朝瓦解的原因,除了政治腐敗、統治不力等原因,還有被紅巾軍切斷大運河的同時,被張士誠、方罔珍兩方政權控制了海運,物資無法從江南運到北方。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爭中占據頂峰,建立禮之帝國——明朝。第三章中寫到,倭寇從山東半島禍及東海之際,明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但是上田信先生提到,“海禁不同于鎖國,是一種國家試圖壟斷與外國交流的政策”。這使得朝貢體制在明代與海外交流中確立,有利于國家統制貿易,阻止銅錢流出。并且描述了一系列明朝政治變化與海洋的關系。第四章中寫了朱棣登上帝位,宦官在朝廷中的地位超過外朝官員。鄭和下西洋,以此為契機,南洋各政權紛紛開始向明朝派出朝貢使節。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寫了明朝社會秩序的變容以及海商到倭寇的演變、貿易港口的形成。第七章主要寫清朝代替明朝,與海外的貿易采取較寬容的態度,頒布展界令,允許民問貿易,確立互市體系以及傳教士在中罔的活動。第八章和第九章寫東歐亞國家都逐漸進入產業時代。第十章寫鴉片進入中罔,中罔“天朝上國”的迷夢逐漸破碎,被迫與英國開港進行貿易。
  筆者認為,此書有如下優點:
  一、本書把明清時代中國史的各個方面的重要政治、社會變化都納入其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進行表述,配以插圖以及穿插引用一些神話傳說,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有空問感、畫面感,對歷史取得更全面的了解。另外,本書繼承了日本學界好的傳統,作為一本普及性歷史讀物,以趣味性的文字敘述向大眾提供了全面、正確的文化知識,不寫那種扼殺學生興趣的八股化教科書,因此激發了大家的閱讀興趣。
  二、本書以“海洋”為主線,貫穿全書歷史發展,以明清經濟史為主,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會史等。歷史本是一個整體,雖然各個板塊作為專門史在研究,但是對于大眾,更容易接受整體歷史,更容易理解處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聯系之中的朝代發展更迭。并且關注通過海洋與中國連接起來的日本、東南亞、歐洲的同時代性,把中國歷史置于歐亞整體歷史進行描述,使讀者更容易從整體史觀的角度,與其他國家進行橫向比較,例如,“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中,作者既分析了其活動的原因、結果,也分析了海域世界眼中的鄭和遠征,指出除了滿刺加王國外,鄭和遠征對其他王罔新政權的形成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三、本書引用了多方面的史料,包括地理知識中海港的形成、季風的推動,河流、大運河的線路等;包括《元史》等正史,也有《三國演義》等小說,有國外關于研究中國的史料,也有中罔的神話、方言;還有考古學中的最新發現。例如,第116頁,作者引用山本斌先生的《中國的民問傳說》一書中關于洪洞大槐樹村移民的傳說,“我讓那些來領谷子的農民排成一隊,詢問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因為用中文問住址的時候,都用官方用語‘原籍’或者‘籍貫’,這樣就會顯得太過死板,讓人感覺太嚴肅了,所以我避開了這一說法,用平常說話用的“老家”(府上、出生地、住址)問他們‘老家是哪兒’。”樸實化的語言使讀者更有親切感。又如,第187頁,作者為了說明新安商人的興起,引用了《二刻拍案驚奇》中程宰成功的故事。以故事化的文字,向人們解釋說明歷史活動,不會讓人們覺得枯燥乏味。第30頁,作者引用了《中國自然地理圖集》的1月、4月、7月、10月的季風圖,給讀者更直觀的感受。還有關于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高麗青瓷以及大量銅錢,這些考古發現證據使文章更具說服力。
  四、本書詳細地介紹了傳教士在中罔的活動,能夠使讀者認識到,傳教士并不是外國打開中罔大門的先行者,他們最初是為了傳播基督教文化,通過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實現雙方交流。上田信先生在第213頁提到,1548年,多明我會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通過葡萄牙人的圈子獲悉在中國困有傳教空問,他來到澳門傳教,但成效甚微,他得出結論:“在官僚監督森嚴的中國,難以向百姓傳教讓其改變信仰,必須先讓朝廷接受傳教士,非從社會上層開始滲透不可。”并且讀者會從書中認識到,在中國接受西方傳教士后,他們傳授的不僅是基督教文化,還有數學、天文學、水利學等科學,以科學來解釋現象。但是南于清朝“同時帶有兩種特質,一種是接受不帶民族差別的,維持政權所必需的知識的開明,一種是排除動搖少數民族統治漢族體制的思想的封閉性”,使當朝只是利用傳教士帶來的天文學、兵器制造等實用知識,但對其思想和信仰不接受,這也是導致后來洋務運動重視武器改革忽略思想學習的歷史原因。書中還介紹了明朝時期東林黨人和傳教士之問的交流,這部分是歷史教科書中鮮少提及的。在沈定平先生的《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指出,東林黨人對傳教士感興趣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對傳教士清廉的生活態度有共鳴;其二是想從傳教士身上學習社會政策所必需的實學;其三作為儒家學者,試圖建立反對佛教的共同戰線。”傳教士和東林黨知識分子之問逐漸建立起了廣泛的人際關系。   五、因為本書主要從“海洋”的角度來寫歷史,所以書中對明清時代關于海外貿易的政策、船舶的構建、造船技術的提高、海商興起和活動、倭寇的出現、走私貿易、白銀對帝國的影響都有詳細的介紹敘述。有利于更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明清時代并不是封閉停滯的時代,他們在海外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作者寫出,在白銀流通方面,南于14世紀形成的里甲制、衛所制、開中法等各種制度出現矛盾,15世紀中期以后,中目的財政與經濟已經到了離開白銀就無法流通的狀況,16世紀30年代日本成為白銀一大供給國,中國需要日本的白銀,日本需要中國的銅錢、生絲等,民間海商走私貿易發展起來,但是明朝嚴厲打擊海商,導致海商退出中國沿海,逐漸與無賴、日本惡黨武士組成倭寇團體。汪直死后,倭寇走向滅亡,明朝開始緩和海禁。互市體系產生,是海洋和陸地兩者的聯動。清朝建立后,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根據地擴張自己的勢力,清朝為了削弱鄭成功的勢力,于順治十三年(1656)發布禁海令。1683年鄭氏政權垮臺后,第二年,康熙王朝頒布展界令,允許民問進行海外貿易。在港口,對外商設置“保稅行”,對內商設置“牙行”,充當貿易身份保證人。海域世界置于陸地政權管理之下,但是不足之處是,書中沒有提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設立閩海關,所有貿易船只都要向閩海關繳納“船鈔”和所有貨物的進出口稅;也未提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關掉江、浙、閩三地海關,指定外國商船只能在廣州通過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交流。所以筆者認為,縱觀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仍是比較消極被動的,有些政策是以犧牲沿海居民生存條件為代價,迫使很多人不得不為了生計開始走私或者成為海盜。并且海禁嚴重的時候朝廷下令毀壞船只,使航運業遭到極大破壞。包括后來清朝只留廣州作為交易口岸,把中閆經濟滯留在世界經濟潮流之外。
  上田信先生作為日本學者,對中罔歷史認識難免有誤差,筆者認為此書有以下不足之處:
  一、地名混亂。第49頁,“1351年劉福通在華北潁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領了地方政府所在地”。潁州即今安徽阜陽,安徽屬于華東地區,并不屬于華北。第61頁,“1351年5月28日,白蓮教教主劉福通在安徽潁州對元朝發動武裝起義”,元朝時,安徽北部屬于河南江北行省,南部屬于江浙行省;明朝時,安徽直隸于南京,并無安徽一說。1645年,清朝將南直隸改為江南省;1667年,又將江南省分為江蘇省和安徽省。作者既然在此敘述的是元明清的歷史,便應用當時的行政區域規劃來說明。第116頁,“山西移民”的地圖上標注了“洪洞府”,但是洪洞從未成府,僅是洪洞縣,屬于平陽府。第254頁,“這讓那些美國的西班牙人深深著迷”,在16世紀并無“美國”,筆者認為,或稱為“美洲大陸的西班牙人”更為合理。
  二、出現官名、稱謂混亂。第249頁,“浙江、福建都御使胡宗憲(號梅林)”,嘉靖三十三年( 1554)四月,世宗欽點胡宗憲出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并非此處的都御使。第62頁,“白蓮教教主劉福通在安徽潁州對元朝發動武裝起義”,白蓮教教主并非劉福通,而是韓山童。《元史·順帝紀》中有記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可見,劉福通只是輔助韓山童,后來起義失敗,韓山童死,他擁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小明王。第301頁,“鄭芝龍在福州擁立皇族朱聿鍵為唐王”。實質上,1632年朱聿鍵繼為唐王,而非鄭芝龍擁立,1644年明崇禎帝白縊,1645年弘光帝亦死,鄭芝龍等人扶朱聿鍵在福州登基稱帝。此時朱聿鍵已是唐王,書中應寫成“鄭芝龍在福州擁立皇族唐王朱聿鍵登基”。
  三、用詞不當。第427頁,“張保投降,被提拔為海軍指揮官”。這里“海軍”帶有外圍稱謂的特點,在當時的中罔被稱為“水師”。
  四、時問混亂,有錯別字。如“努爾哈赤又于1625年遷都沈陽,改名為盛京。”正確的應是,1634年清太宗皇太極尊沈陽為“盛京”。第395頁,“1753年胤稹突然駕崩”,此處錯誤,雍正帝是1735年8月23日駕崩。第251頁,“比如安南(越南北)被要求三年進攻一次”,此處“進攻”結合上下文理解,應為“進貢”。第261頁,“有人認識到正是海禁才造成了嘉靖打倭寇”,應該是“嘉靖大倭寇”。
  還有一些例子便不一一列出,這些錯誤,可能是由于作者不慎的疏忽、譯者翻譯的失誤,還有責任編輯作為最后的把關者,在錯別字、語句不通、時問不對這些方面都應該予以糾正再出版。由于是翻譯的外國人寫的書籍,書中的內容會有艱澀難懂之處,給讀者造成閱讀混亂的感覺。
  另外,筆者認為,上田信先生的說法具有片面性。他在書中寫到,“從古代開始追溯中罔王朝的歷史,可以發現其實是交易體制變化的過程”。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歷史發展的最根本原因是經濟原因,但交易體制只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并不能說交易體制的變化導致王朝的動搖、政權的更迭。政權的更迭是前任統治者的失敗、官僚集團的腐敗、新政權的力量壯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書中提到的白銀交易體系中,白銀交易的確為貿易提供了保障,但是,白銀流入在滿足當時罔內需求的同時并未造成顯著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現象的出現,包括人口增多、天災人禍、朝廷連年用兵、民問消費、政府支出增加等因素的影響,并不是書中所說“白銀中毒”現象。中罔在明清時期,不論是從人口上還是從經濟上說,都是個不折不扣的超級大罔,某種對于較小罔家的大沖擊,對中罔而言可能并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作者用衡量小國的標準去理解中國史,而忽略了明清中國重農抑商、海洋貿易在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中所占比例較小這一事實。更何況,明清中國到鴉片戰爭以前海外貿易一直都處于順差狀態,海上貿易的交易品,即使在中罔龐大農業部門的附屬產品中,都算不上大比例。
  閱讀外罔人寫的中罔史,可以從新的視角來看我們自己的歷史,但是也存在把小罔的視角強加于中罔這個有復雜的人口、廣闊的地域、悠久的歷史的大罔,難免對中國的認識有偏頗之處的問題。作為讀者,應該取長補短,借鑒此書新穎、正確的部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研究中國歷史。
   參考文獻:
   【1】上田信.海與帝國:明清時代[M]高瑩瑩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2]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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