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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人本主義視野下大數據時代人的全面異化

作者:未知

  摘 要:大數據時代已高調到來,它以迅猛的節奏深刻重構著現代人的存在方式,但當前對它的人本主義審視尚處于缺位狀態。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框架是我們理解大數據時代人的生存處境的一把重要鑰匙,有助于使事實的意義逐層展開,呈現出全新存在方式的生存論內涵。在大數據時代,人的異化被擴展到了更加普遍的維度,大數據革命推動了人的全面異化。但這一觀點背后的價值取向并不悲觀,因為全面異化具有歷史合理性,全面異化本身就是對異化的全面揚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在持續發展中得到解決。
  關鍵詞:大數據;馬克思;人本主義;異化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811     文章編號:1003-1502(2019)05-0094-09
  2008年9月,《自然》(Nature)雜志策劃了一期大數據專刊,從多個角度向人們展示:電子數據在各領域的大規模使用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人類對世界的理解,我們的組織和文化也將隨之深刻地變遷[1]。以此為節點,作為一個概念的“大數據”迅速走熱,并逐漸進入國內外人文社科研究者的視野,相關研究至今仍是顯學。那么在哲學話語中,大數據對于當代人的生存處境究竟有著怎樣的意義?若站在馬克思人本主義的視角加以審視,這個問題的答案——人的全面異化——將被呈現得無比清晰。
  一、對大數據時代進行人本主義審視的必要及缺位
  人類已經或即將進入一個大數據時代,數據將成為我們理解世界、他人及自身最有效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路徑。這已是個不可忽略的事實,而與這個事實同樣重要的是,它對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義。在各個歷史時期,意義問題都更難被清晰地把握,也更容易被我們所忽視。胡塞爾早就敏銳地意識到:“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唯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種唯一性意味著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單純注重事實的人……它從原則上排除的正是對于在我們這個不幸時代聽由命運攸關的根本變革所支配的人們來說十分緊迫的問題:即關于這整個的人的生存有意義與無意義的問題。”[2]離開對大數據的人本主義審視,我們很可能錯過這個時代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
  但回顧此前對大數據問題的人文社科研究,人本主義視角下的探討尚處于缺位或半缺位狀態。總體上,已有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第一,高度聚焦實用。典型的觀點是:“大數據分析是一個認識世界可以利用和升華的新工具。”[3]很多研究討論了大數據作為一種工具在人文領域的使用價值與使用方式——如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培育[4]、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5]、對人文研究方法的顛覆[6],但卻沒有觸及這一“工具”對人之存在本身的重塑,而這種重塑總是伴隨著此前人類的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第二,維度總體單薄。一些研究觸及了更深的理論維度,如范式轉換[7][ 8]、對傳統認識論的超越[9]、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重新理解[10],但基本都停留在知識論、倫理學或經濟學范疇內,尚未觸及人的生存論維度,這就使得對大數據進行意義審視的文獻群在整體上顯得單薄。第三,重視價值評判,論證略顯武斷。也有極少數研究深入到了生存論層面,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挖掘。但遺憾的是,由于受研究者先在價值懸設的影響,他們對大數據的價值立場普遍正面而鮮明,這當然好,但立場背后的具體論證卻常常稍顯武斷。例如,將“大數據技術對人的主體地位的消解”直接指認為是“人的本質的雙重復歸”[11],或者認為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與人類社會的劃分“恰恰與‘小數據時代’和‘大數據時代’的劃分相對應”[12]。結論很驚艷,只可惜都沒有給出足夠充分的事實或文本依據。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優越,就在于超越了先在的價值懸設,描繪出歷史本身的辯證運動以及現實的人在歷史中的具體處境。面對工業時代,馬克思開啟了他深邃的人本主義追問:“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么意義?”[13]從廣義上講,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立場并非只存在于寫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而是一種自始至終的,對人的存在的關照。有必要回到馬克思這一貫穿終生的偉大結構中,使我們有可能突破現有的認識水平,讓我們對大數據時代的理解更加多維、立體,更加客觀、堅實。沿著馬克思的邏輯,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大數據革命推動了人的全面異化,我們正在背離現實、自由、人之本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二、大數據革命對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度重構
  首先必須明確,大數據時代所依歸的不是某個單向度的技術變革,而是一套從基礎設施到觀念意識的完整體系,它包括:高覆蓋、高帶寬、低成本的網絡基礎設施,如光纖網絡和4G移動網絡;廣泛使用的終端電子設備,包括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電子監控設備、傳感器及一切可在線化的物品;用于各種場景的海量應用軟件,如工作、社交、購物、出行、學習、運動、娛樂軟件等;日趨成熟的數據記錄與挖掘技術、機器學習技術和區塊鏈技術;對數據的意義及使用方法的全新理解。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給現代人的存在方式帶來了深度的沖擊與重構。
  (一)生存場域的普遍在線化
  馬克思很早就洞察到“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14],我們周遭的一切都應該以對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方式被理解。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將馬克思在生存論意義上使用的“環境”進行了哲學的術語化表達,形成“場域”(field)的概念。在現實中,人的存在絕不是漂浮在一種抽象的真空中,而是置身于一片結構化的場域,在場域里與他人和世界發生作用、構建意義[15]。生存場域由人的感性實踐活動所投開,但同時像自然界中的場一樣,對在場存在者的行為方式產生著不可排除的影響。與通常意義上的環境不同,生存場域不是外在的,它就是我們存在的一部分。
  縱觀人類歷史,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都會改變人的生存場域,進而帶來存在方式的重構。“萬物互聯,盡皆在線”是大數據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決定了此輪生存場域重塑的方向。一是生產場域的在線化。無論是新興行業還是傳統行業,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幾乎已經成為標配,各生產部門都在逐步向線上轉移。同時,通過傳感器的大量使用,很多具體的生產過程都實現了在線的實時感知和控制。一旦離線,很多現代生產活動將寸步難行。二是人際場域的在線化。當前,大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是在線上完成,語音、視頻、發朋友圈、評論、點贊已經成為我們與絕大多數人發生關聯的全部手段。三是觀念場域的在線化。人們觀念的獲得、調整、碰撞都大比例地在線上發生,一個在過去可能很不起眼的話題性事件很容易發酵為全民的狂歡,作為整體的社會觀念也越發清晰地在線上進行自我呈現與演化生長。四是席卷其他一切場域的全維度在線化。我們的個人行為——如消費、瀏覽、出行、運動,我們的身體狀態——如睡眠、心率、身體姿勢,我們的生活空間——如家庭、私家車、公共場所,幾乎一切的生活內容都正在轉化為線上的數據。生存場域正在走向普遍的在線化。   (二)認知空間的極度過載
  大數據時代的一個最直接特征就是數據的爆炸。據估算,從文字被發明到2006年的數千年間,人類共計積累了約180EB的數據(1EB=1024PB,1PB=1024TB,1TB=1024GB)。而從2006年到2011年,僅五年時間,這一數據總量就猛增了近8倍,變為約1600EB。按當前的數據產生速度,這一數值大約每三年就會翻為原來的4倍。如果把現在人類一天產生的數據等量轉化為文字出版物,可以將美國現有的所有圖書館裝滿8次[16]。經歷過知識匱乏年代的人會對我們今天的認知處境感到震驚。問題已經不是數據不夠,而是數據已經多到超出了任何人的認知能力。所以在今天,作為生產者或研究者的所有個人,其認知范圍通常都被嚴格限制在一個十分狹窄的細分領域內。若不這樣,一個人可能窮盡一生都無法掌握足夠的專業知識或技能,進而無法在社會價值鏈條中占有一席之地。對于很多具體問題,海量的數據只能交由人工智能來理解和駕馭,人類只能掌握其基本過程和最終結論。曾經一度明晰的外部世界再一次從我們的直接感知中退隱,退隱到了數據的黑箱內。
  在日常生存的維度里,大數據時代的信息爆炸與此前的信息增長相比還有一個明顯區別,那就是信息獲得了主動的滲透性與侵入性。它們會主動侵入我們的認知空間,被無死角地植入到我們的一切觸目可及之處,強勢地吸引眼球,爭奪注意力。且不說滿街道、滿地鐵、滿候車大廳的電子屏,單是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機就足以占滿一個人的認知空間。社交網絡的互動點贊,新聞頭條充滿吸引力的標題,深諳成癮之道的手機游戲,網頁上處處閃現的彈窗……一切都在竭盡所能地掌控使用者當下的認知軌跡,讓他偏離本初的認知訴求,在無意識狀態下不斷將大量無用信息填充進自己的認知空間。無論在哪一個領域,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大數據時代人的認知空間都處于普遍的過載狀態。
  (三)社會的去中心高密度互聯
  互聯是大數據時代的一個核心邏輯。在一個復雜網絡中,數據的總量與維度將隨著質點間連接數目的增多而發生指數級的躍遷。可以說,沒有足夠的連接,就沒有成規模的數據。而互聯又恰恰是人類社會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言:“市民社會的成員根本不是什么原子……每一個人都必須建立這種聯系,這樣就相互成為他人的需要和這種需要的對象之間的皮條匠。”[17]一個時代的技術水平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種聯系的性質和密度,進而系統性地規定了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存在方式,馬克思就親眼目睹了工業時代是如何推動世界互聯、如何使人類歷史成為真正的世界歷史。
  在大數據時代,社會成員的互聯呈現出全新特點:一是高密度,連接高度致密,世界越來越小;二是去中心,由樹狀結構變為網狀結構,人際網絡越發扁平,中心節點越發模糊;三是由間接變成直接,更多個人直接地嵌入到整個社會網絡中,與所有人產生直接交互,而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依托行業、單位或社群。1967年,哈佛心理學教授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為了測量當時美國社會成員的互聯情況,做了著名的“連鎖通信實驗”。他將一名波士頓的股票經紀人設為通信目標,然后征集志愿者,讓他們給自己認識的人寄信,收信人再給他們認識的人寄信,如此層層傳遞,目的是將信最終寄給通信目標。最終有44人寄達目標,他們與目標之間的平均人際隔為5.43人[18]。2003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者將身處13個不同國家的18個人作為通信目標,從166個不同國家選取了61168名互聯網用戶作為發件者。通過電子郵件聯系上目標的發件者與通信目標間的人際間隔的中位數,若兩人在同一國家為5人,在不同國家為7人[19]。2008年,所有臉書(Facebook)用戶間的平均間隔為4.28人;2011年,臉書活躍用戶數為7.21億,用戶間的平均間隔降為3.74人[20];2016年,臉書活躍用戶數達到16億,平均間隔進一步降至3.57人[21]。從7到3.57,全球范圍的社會網絡正在變得更加致密、扁平,人與人的聯系方式正在變得更加直接。
  三、新的存在方式下人的全面異化
  “異化”(Entfremdung)是一個在馬克思早年文本中高頻出現的概念,是其思想在人本主義維度里的一個重要承載。雖然這一概念作為能指本身在《神圣家族》后已使用不多,但其精神指歸卻貫穿了馬克思的整個哲學體系,成為他畢生的關切。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系統描繪出工人的異化處境,如:“工人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他個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賴于他、不屬于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這就是自我異化。”[13]95到寫作《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時,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他的活動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現,而無寧說是把他的力量售賣給資本,把他的片面發展的能力讓渡(售賣)給資本……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會的。”[13]254再到《資本論》中,馬克思還在深入地討論:“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不斷物化在別人產品中。”[22]類似討論在馬克思留下的文獻中比比皆是,它們未必都使用了“異化”一詞,但卻都是對同一客觀事實的理論指認。這一事實就是:人——主要是工人——非人的生存狀態。這一非人狀態就是異化概念所指的內核。在馬克思的一系列表述里,人的異化根植于生產活動,突出表現為三個特征:第一,背離感性現實;第二,非自由的;第三,人被物化,淪落為手段。
  在大數據時代,人的存在方式發生了深度重構。若將這種重構放置在馬克思人本主義的框架里,放置在他廣義的異化邏輯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數據時代,人的異化已經遠遠超出了生產領域,已經拓展到人的生存的每一個維度。我們正在更加普遍的意義上,背離感性現實、變得不自由、被物所奴役。大數據革命將人推向了全面的異化。
  (一)感性現實的全面抽象化
  在馬克思的哲學體系里,“人的感性的活動”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3]168。但在工業時代,抽象勞動成為了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手段,人們的主要活動不再是自己生命的外化和呈現,而是將自己抽象化、非現實化,以使自己的勞動力或勞動產品能夠在市場上被售賣。于是,“勞動的這種實現表現為工人的失去現實性,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13]91。如果說工業時代感性現實的抽象化還主要發生在生產領域,發生在工人進行抽象勞動的場景中,那么在大數據時代,這種抽象化、去現實化則全面貫穿于人的每一個生存領域。   一方面,普遍的在線化意味著普遍的抽象化。現實生活的感性內容被一點點從我們的生存場域里剝離,抽象的數據成為了人和世界主要的自我呈現方式。例如,在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那里,數據絕對高于感性,每一個用戶都會完全地被數字化描述。比如性別,相較于收入、學歷等,性別可以算是最為感性化的一個特征。但即便如此,阿里巴巴仍將感性的“男”“女”抽象為18種性別標簽,以此對每一個用戶的性別進行抽象的數字化描述。這么做的理由,首任阿里數據委員會會長車品覺解釋得很清楚:“真實的性別只有0與1的關系,而現實卻是0—1的關系,或者70%是男性、30%是女性……靜態的‘真實’性別在A/B測試中的表現不如動態的虛擬性別有效。”[23]感性的真實被打上了引號,一如馬克思當年的感慨:“感性失去了它的鮮明色彩,變成了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了。”[17]164
  另一方面,社會的去中心高密度互聯使得人與人的關系得以全面抽象化。馬克思早已經發現,市場交換使“人的依賴紐帶……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一般只不過是幻想,確切些說,可叫作——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并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24]。而在大數據時代,這種“彼此漠不關心”已經遠遠超出了交換領域。由于普遍的數字化的連接,任何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都在逐步擺脫感性現實,感性的相互依賴被虛擬的呈現所消解。“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24]111
  (二)自由的全面喪失
  不同于自由主義哲學家筆下的外部自由,在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語境里,自由是人的本質力量、是有個性的生命的積極彰顯。“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種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現本身的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才是自由的。”[17]167但是,在工業時代的生產活動中,“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3]97。個性與生命被壓抑,自由被剝奪。在大數據時代,自由的喪失同樣超出了生產領域,且不僅僅局限于工人或勞動者,全體人類都在一步步失去個性、失去對自身命運的掌控。
  自由的全面喪失發端于認知和思維領域。在根本的意義上,大數據使得人類自身的理性思維系統失去了終局性的決策能力。前面已經論述,數據化之后的客觀世界變得空前龐大、復雜,人類一直以來基于模型的思維方式已無力再將之充分領會。現在,對數據世界的理解只能通過不斷訓練人工智能的方式來完成,而人的理性已無法獨立驗證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給出的結論。這就形成了大數據對人的智識上的強制性。
  這種強制已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日漸顯現。對于工業時代人的不自由,馬克思曾這樣描述:“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行為,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13]94足見那時的人,至少在生產領域外、在日常生活中還可以是自由的。但生活在大數據時代的人,即使在最基礎的衣食住行中,可能也不再有真正施展人的本質力量或自由個性的空間。買衣服該選哪一款?淘寶的評分告訴你。出去吃飯該選哪家飯店?美團和大眾點評告訴你。開車走那條路線?實時路況導航告訴你。乃至買房、治病、匹配婚姻對象……都已有可運用的大數據技術宣稱能給我們提供最優方案,而方案背后的理由我們已沒能力也沒興趣去理解。在幾乎全部的生存領域中,人的自由選擇權就這么逐漸轉讓給了數據和算法。我們要做的可能只是最后在形式上點擊一下“同意”或者“接受”,同時不再過問這“同意”或“接受”所代表的全部意義。
  (三)人的全面物化
  馬克思很早就洞悉到資本主義工業生產中存在的“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22]133。資本增殖,這一物的內容變成了一切的目的,而人則淪為了手段,變成了物的附屬。馬克思曾因此不無惆悵地懷念起前工業時代尚未物化的人的處境:“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24]486隨著產業革命的推進,技術進步使人的物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一切資本主義生產……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22]463-464。工人成為了更加徹底與純粹的勞動力出賣者,以非人的方式投入到產品生產與資本增殖的往復循環中。進入大數據時代,這一趨勢還在延續,人的物化采取了新的、更加徹底的形式。我們不光售賣自己的勞動力、技能和知識,我們的存在本身也成了被售賣的對象。
  首先,人的行為活動和生存軌跡在以數據的形式被售賣,并作為人性的鏡像被轉化為促進資本增殖的手段。借助于普遍的在線化和高密度的互聯,個人的日常行為數據得以在網絡空間里成規模地積累。這些數據記錄無孔不入且高度真實,是各大互聯網公司競相爭奪的資源。一方面,它們利用這些數據幫助自身攫取更多利潤。如對于同一產品或服務,給不同的用戶提供有差別的定價,開展所謂的大數據“殺熟”[25]。另一方面,它們將這些數據開發成特定的服務打包轉賣。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就多次花巨資購買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數據服務[26]。該公司能通過對臉書用戶的大數據分析,總結出選民的心理訴求和空間分布。
  其次,人的認知空間也在作為資源被搶奪和售賣。我們手機里的每一個應用,無論是新聞、游戲、社交還是視頻,都在想盡辦法讓人上癮、讓人停不下來,以獲取更多的注意力。在互聯網商業中,這些注意力被稱作“流量”。在取得的流量里插入廣告、鏈接或其它應用的入口,就實現了“導流”。最后通過廣告收入、銷售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將流量變現,完成“轉化”。
  在人的存在結構里,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具有基礎性地位,但二者現在卻都成了大數據時代資本增殖環節中的原材料。人的物化采取了比前數據時代更加全面、更加徹底的形式。   四、全面異化的歷史合理性及揚棄的路徑
  經過前面的論證,結論已十分清晰:大數據時代,人的異化被擴展到了更加普遍的維度,大數據革命推動了人的全面異化。這似乎是個悲觀的結論。其實不然,這只是個客觀的描述。對于人的異化,馬克思的看法從不悲觀。比如在談及如何應對異化時,馬克思使用的字眼大多是“揚棄”(Aufhebung)或“積極的揚棄”(positive Aufhebung),像《黑格爾現象學的結構》中的“揚棄異化等于揚棄對象性”[13]237、《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13]120,而沒有使用在他筆記與著作中高頻出現的“批判”(Kritik)。“揚棄”一詞繼承自黑格爾哲學,具有否棄與保存的雙重含義。馬克思的謂語使用清晰地折射出這樣的信息:人的異化有需要否棄的內容,也有必須保留的歷史合理性,它是人的發展的一個必要環節。
  事實上,異化是人的本質力量得以釋放、人得以作為人而存在的必要條件。馬克思早就指出:“人使自身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實際表現出來,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是可能的:人實際上把自己的類的力量統統發揮出來(這又是只有通過人類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并且把這些力量當作對象來對待,而這首先又是只有通過異化的形式才有可能。”[13]163由此可見,馬克思認為異化本身就是揚棄異化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言:“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一條道路。”[13]117在大數據時代,數據革命對于生產力的釋放確實是有目共睹的。生產變得不再盲目,要素與產品的流轉變得更有效率,人的發展可能性變得更加豐富,個人的生活也變得更加便捷。我們有理由相信,大數據時代人的全面異化是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必經之路,全面異化本身為異化的全面揚棄開辟了道路。
  我們當然渴望全面揚棄異化,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正確的道路不是退回原點,而是繼續向前。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如此寫道:“全面發展的個人……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單個人顯得比較全面,那正是因為他還沒有造成自己豐富的關系,并且還沒有使這種關系作為獨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會權力和社會關系同他自己相對立。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24]108-109沿著馬克思的邏輯,我們完全可以說,大數據革命在加深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促進了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留戀前數據時代原始的自由、簡單和具體,是可笑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在持續發展中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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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come, and it is profoundly reconstructing the way people exist. Based on Marx's humanistic framework,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human existe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On the one hand, by browsing a large number of frontlin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apers, it summarizes how people are reconstructed. On the other hand, by browsing Marx's classical expression of alienation, it unfolds the meaning of the facts in Marxist humanistic context and the exist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s of existence.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gone far beyond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has promoted the total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This conclusion is not pessimistic, because total alienation ha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Problems arising in development can only be solved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big data; Marx; humanism; alienation
  責任編輯:翟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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