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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再反思

作者:未知

  摘要:《帝國》發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的實質,對我們重新認識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帝國》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建構起帝國的政治秩序和國家統治。在盧森堡看來,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又要作出內在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可見,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國主義理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的實質,并為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作辯護,這對我們重新認識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帝國》;帝國主義理論;內在矛盾;內在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9)05-0044-08
  在國內學術界,對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經歷了從翻譯到解讀,再到批判他們所建構起來的帝國體系。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往往把焦點集中在帝國體系的理論本身,而忽略了他們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是說,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與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問題被遮蔽了。為此,筆者就以帝國體系的實質為突破口,詳細剖析哈特和奈格里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在哪些方面曲解,以此重新審視盧森堡帝國主義理論的現實意義。
  一、帝國的實質:國家統治的方式和一種最高權力
  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發表的《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簡稱《帝國》)一書讓他們聲名鵲起,繼而又出版了《諸眾》和《大同世界》,進而建構起了宏大的帝國體系,在理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尤其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家的青睞,譬如杰姆遜和齊澤克。齊澤克指出:“哈特和奈格里將全球化描述為一種曖昧不明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過程:高歌猛進的全球資本主義席卷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深入到每一個領域的最私密處,提供了一種潛在的動力,這種動力也不再與以前的一樣,苦于父權制或其他等級結構之上,它帶來的是一種流動和雜交的認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的社會關系的破壞也擰開了魔鬼的瓶蓋: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勝利導致了它比任何時候都更脆弱。馬克思那句古老的斷語至今仍然有效:資本主義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1]在這里,齊澤克精辟地描述出哈特和奈格里所說的帝國特征,任何一切都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當中去了,無一例外。恰恰相反,無所不包、無所不納也正是瓦解自身的力量之所在。
  對于“帝國”(empire),莫里斯·迪韋爾熱將歷史上的帝國劃分為兩種基本模式:一方面是羅馬帝國,而另一方面則是中華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其他一些帝國。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說法,“‘帝國’這個概念是從古羅馬那里借來的,一般認為,在古羅馬人那里,帝國通過單一的主權原則把三種古典形式的政府——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合而為一而取消了這三者的相互更替。”[2]可見,他們在這里指的就是羅馬帝國意義上的,這就與歐洲的文化傳統相一致,從而引用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建構的新的世界秩序——帝國。為此,在《帝國》當中,這個帝國的實質表現出三個方面:一是帝國作為國家統治的方式;二是帝國作為一種最高權力;三是帝國是一種政治秩序建構。因此,帝國的實質在于權力統治和國家統治。下面作出簡要的闡述。
  首先,帝國作為國家統治的方式。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通往帝國之路出現在現代帝國主義的衰落之時。與帝國主義相比,帝國不建立權力的中心,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3]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結束之后的下一個階段就是帝國,帝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新的全球的主權形式就是我們所稱的帝國。”[3]由此可見,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帝國與帝國主義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更替關系。我們再來看看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定義:“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在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4]在這里,不管是哈特和奈格里對帝國所作出的描述,還是盧森堡對帝國主義所作出的解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從政治的視角來界定帝國和帝國主義。事實上,他們生活的時代不同。盧森堡生活在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時期,即資本向非資本主義環境擴張。然而,哈特和奈格里生活在資本主義完成擴張的時代,進而他們提出帝國來代替帝國主義,帝國成為國家統治的一種方式。
  其次,帝國成為統治世界的一種最高權力。在《帝國》序言中,哈特和奈格里開宗明義地指出:“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出現。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當殖民制度被舍棄,蘇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障礙最終坍塌,我們已經見證了經濟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轉的全球化。伴隨全球市場和生產的全球流水線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種新的規則的邏輯和結構,簡單地說,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正在出現。帝國是一個政治對象,它有效地控制著這些全球交流,它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3]1在這里,帝國屬于政治范疇,它是資本全球化的外在表現。更為重要的是,帝國主義是資本向外擴張的上升階段,而帝國是資本已然實現了全球化而進行一種政治全球化秩序的統治。也就是說,資本全球化之后如何統治世界,這就需要一個帝國作為它的“代言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帝國作為現代性之后的全球政治秩序的統治者,它實現了自己的權力統治,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又把非物質勞動作為生產形式,作為帝國生存的生產基礎。但是,這里又包括著最具革命性的因素——諸眾,他們將未來社會的希望寄托于這個革命主體。哈特和奈格里的對帝國不僅停留在它的政治描述上,而且還想從中尋找新的革命主體,他們認為馬克思和盧森堡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無法承擔起社會使命,當今只有在諸眾中才具有革命性,才能擔負起推翻現存世界的歷史使命。對此,哈特和奈格里對生命政治生產分析,以求建構起自己的帝國的邏輯政治,產生了新的剝削和壓迫方式,同時也創造了新的掘墓人。   最后,帝國是一種建構的政治秩序。資本主義社會從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到帝國是一種政治秩序的建構,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基礎上所建構起來的。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對生命政治剝削與危機的解讀上過度地依賴于政治,并同樣過度地弱化了歷史辯證法的力量,這使得他們不管在理解馬克思的觀點還是在建構自己的價值理論和主體理論時,都過度地迎合政治斗爭的邏輯,而忽略對政治斗爭之社會歷史基礎的思考。”[5]這一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再延伸到哈特和奈格里對帝國的整個解讀當中,他們過度地依賴于政治因素,而忽略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運動,這一點對于他們也是非常致命。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帝國體系的真正威脅不在于其內在沖突或矛盾,而在于諸眾的反抗。”[6]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危機與其說是在于諸眾的反抗,不如說是一種空前的“政治危機”,這就難免不約而同地與哈貝馬斯走在一起了。在這個意義上,哈特和奈格里已經拋棄掉馬克思思想中最為根本性的東西,即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然而,在描述資本主義擴張性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忘掉作為經典作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森堡,她對此有過自己獨創性的且精辟入里的闡述。毋庸置疑,她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是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對他們的帝國體系的建構的影響,以致于他們對盧森堡進行了批判。
  二、對哈特和奈格里批判盧森堡帝國主義理論的回應
  在《帝國》中,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吸收了盧森堡帝國主義理論,另一方面,他們既否定了盧森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又否定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和批判。為此,筆者從三個方面逐一回應哈特和奈格里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的曲解。
  第一,盧森堡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盧森堡對于帝國主義的分析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并且改變了推理過程。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分析,但她改變了這一分析的推理過程。盧森堡得出了這樣的事實:作為依賴其外在因素的標志,為了資本實現剩余價值,非資本家的外來消費者是真正最基本的需求。資本主義是第一種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經濟模式,它需要其他經濟體制作為一種中介和土壤。”[3]209盧森堡基于現實問題對馬克思的理論做了富有創造性的推進,資本的發展不僅僅只在內部,還向外擴展到其它經濟體制中并將納入自己的體系下攫取更多的利益。盧森堡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似乎順理成章地把她當作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看待,然而,這種通常看法就淹沒了她作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或者哲學家的一面,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出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她發展并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時代已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截然不同,那么所要面對的時代問題也不盡相同。如果還停留在馬克思的時代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就不可避免地犯教條主義的錯誤,這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推進毫無益處。因此,在盧森堡那里,她面臨著時代的變化與第二國際內部保守勢力和修正的機會主義的雙重壓力。因而對于時代的把握,對于理論的推進,這對她而言是緊迫的現實問題。
  第二,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盧森堡僅僅是一種政治批判,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哈特和奈格里很清楚盧森堡與第二國際成員內部的爭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羅莎·盧森堡在第二國際的內部爭論中猛烈地抨擊了民族主義(然而她的抨擊毫無效果)。”[3]102為此,哈特和奈格里批評盧森堡時指出:“她對于民族主義的抨擊過于空泛。她對民族的批判決不僅限于現代化本身,毫無疑問,她已敏銳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所涉及的含混性。”[3]102在這里,哈特和奈格里批評盧森堡,她對于資本主義批判過于軟弱無力,她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空泛的。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盧森堡對資本主義抨擊僅僅在于政治層面,而不是從政治經濟學方面批判它。然而事實上,哈特和奈格里的這種批判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按照盧森堡的觀點來看,“民族意味著獨裁,因此,它同任何建立民主組織的努力水火不容。”[3]102資產階級建立的民主,與其說是自啟蒙以來所倡導的平等和自由,毋寧說是資產階級用意識形態控制人的一種工具。盧森堡批判這種民族式的獨裁專制,也批判這種民族主義下虛假的民主。
  實際上,盧森堡是以政治經濟學視角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盧森堡嶄露頭角是在1898年發表題為“波蘭的工業發展”(實際上在1893年寫成)一文,這篇論文主要分析波蘭的資本主義狀況和工業發展情況。她得出的結論是,“在波蘭王國中,資本主義依靠巨大的東方市場(俄羅斯和亞洲)。”[7]她在這個時候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只停留著事實的經驗層面,并未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難能可貴的是,她已經關注時代問題,即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問題。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一文中,盧森堡開始獨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與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相抗爭,盡管在實際中并未改變歷史的過程,但她堅決地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因此,從這個方面來看,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的理解不僅是政治性的維度,而且還具有政治經濟學的維度。
  第三,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一種內在批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一種外部批判,而不是內在批判。哈特和奈格里批判性地指出:“盧森堡批判帝國主義的立場根植于外部,即不能認可大眾的外資本主義利用價值的抵抗之中,而這些大眾既來自宗主國,又來自附屬國。”[3]217由此可以看出,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盧森堡批判帝國主義是外部批判,這與她的資本分析思路一樣,這樣就把非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具有革命因素的大眾排除在外。對于盧森堡自身而言,這一批判是致命的。她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人物,只看到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卻忽視了大眾所具有的潛在的革命因素。因此,她的革命主體具有一定的狹隘性或單一性。不過值得肯定的是,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判斷是確定無疑的。盧森堡對資本主義崩潰的預言:“帝國主義愈是橫暴地,愈是殘忍地,愈是徹底地摧毀非資本主義文明,它也就愈加速挖掉資本積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國主義雖然是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的歷史方法,它也是帶領資本主義走向迅速結束的一個可靠手段。”[4]426-427這一預言與馬克思的觀點是相似的。其實,對于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這里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怎樣的意義上才算是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呢?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盧森堡有著自己的深思熟慮的答案,這與伯恩斯坦和列寧迥然相異,這主要表現在她撰寫的《資本積累論》。在這本書中,第一部分主要揭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她對魁奈和斯密的再生產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進而又分析馬克思的簡單的和擴大的再生產理論的框架,沿著這些基本的輪廓分析在再生產過程中金錢的角色和貨幣流通。第二部分主要是在經濟思想史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問題。她發現了經濟思想史至今未能解決社會資本的擴大再生產的問題,盡管這個問題刺激了許多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針對經濟思想史中的問題,盧森堡在最為重要且最具有創造性的第三部分給出了自己的解答,即積累的歷史條件。它不僅描述了這本書的主旨,而且還表達了其在理論上的意義和指導作用,它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盧森堡用歷史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她“通過與馬克思對話,她設法清晰地表達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激進的觀點,既是理論上的又是歷史分析的。”[4]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的剖析不僅進行了理論的闡述,而且還采取歷史分析的方法,參照了馬克思的歷史分析方法。因此,盧森堡通過這種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最后階段的生涯:帝國主義。”[4]398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促使它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對盧森堡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貢獻是避而不談,過多地關注于一些事實的政治層面,從而忽略了盧森堡在理論上做出的貢獻。   三、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從上面可知,哈特和奈格里為了建構帝國體系而對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進行批判,這一方面建構起新的政治秩序的帝國,另一方面,他們曲解了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為此,我們必須要認清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的實質,重新審視盧森堡帝國主義理論的價值,這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進一步地講,盧森堡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價值依然有效,這對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依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對于我們當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一,我們要進一步推進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并且作出批判,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盧森堡揭示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并且批判了它。然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那里卻不這么認為,“如羅莎·盧森堡所說,資本依賴于外部,依賴于其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目的是實現它的剩余價值并使它資本化,進而繼續它的積累的循環。”[3]255對于他們的這個論斷值得商榷。似乎容易造成這樣的一種錯覺,盧森堡只是分析資本的外部環境,而沒有觸及它的內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的第一部分就是從內部分析資本生產,“分析資本生產和市場擴張之間的關系,羅莎·盧森堡察覺到資本主義停滯的趨勢是未來工業經濟不可避免的。”[7]15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發展到盧森堡的時代,資本內部顯然已經處于停滯的狀態,這就導致尋求外部市場,即非資本主義市場。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由內向外擴張的必然性,也就是通過資本積累的循環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矛盾。
  在此,哈特和奈格里不贊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促使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也就是說,他們不贊同資本主義向外擴張所帶來的危機和矛盾。他們指出:“從盧森堡的視角來看,這種發展帶來了諸多矛盾,而她關于矛盾和危機的概念則強調了因為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而產生的主體性的力量。”[6]68在這里,他們認為盧森堡揭示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矛盾是由于她反對現代性的緣故,這種說法顯然不妥。哈特和奈格里的錯誤在于:他們根本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囿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國的資本主義趨向于獨裁統治,為了“追求更多的不變資本(尤其更多更新的材料)驅使資本走向帝國主義,特別就是搶劫和偷盜,羅莎·盧森堡堅持認為資本洗劫了整個世界,從地球的各個角落攫取它的生產方式。”[3]210資本從一開始,就帶有擴張性和殘暴性,就像吸血鬼一樣,只有榨取工人的勞動和生命以及其它一切外部因素,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直言不諱地批判道:“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式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8]資本自它誕生之初,并不是像溫和政治經濟學們所贊揚的田園牧歌式的景象。馬克思在此揭示出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掠奪方式。這樣看起來,資本的背后并不那么光彩的,而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馬克思是真正地揭示出資本秘密的第一人。到了盧森堡所處的時代,資本變得更加橫征暴斂、肆無忌憚地擴張,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家史”就能很好地說明一切。如果說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的內部揭示出資本的擴張性,那么,盧森堡是從資本主義的外部來揭示它。但是,這也不能簡單地認為盧森堡只重視外在環境,而沒有內在性的維度。這樣一來,盧森堡的確對馬克思的理論根據時代的需要做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講,盧森堡的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且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第二,我們要批判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捍衛盧森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推進,對于認清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具有理論意義。在學術界,盡管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體系作出了批判,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傳播。換句話說,批判的效應遠遠趕不上傳播的效應。與其說是批判他們的思想,毋寧說是傳播他們的理論。為此,我們批判哈特和盧森堡的時候就要樹立起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所作出的理論價值,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她的貢獻在于,一方面發展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另一方面,又與第二國際其他成員對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有所不同。盧森堡通過分析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資本的內部發展的停滯,資本向外擴張是不可避免的。她從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推導出具有政治性的帝國主義,這與馬克思分析資本關系的深刻性比起來,她的分析力度就捉襟見肘了。但是,她的這一分析思路是正確的。在這個意義上,與第二國際的成員相比較,盧森堡的確是一位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盧森堡對帝國主義作出的界定:“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在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爭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度發展,以及它們在爭奪非資本主義地區中日益劇烈的競爭,帝國主義在其對非資本主義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間所發生的日益嚴重的沖突中,變得愈來愈無法無天,愈來愈蠻橫粗暴了。”[4]426-427對于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盧森堡與考茨基就帝國主義產生爭論,考茨基僅僅把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殖民活動的偶然政策。考茨基指出:“今天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現象,即卡特爾、保護關稅、金融統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國主義的名下。按照這樣的意義來理解,帝國主義就自然是資本主義生存所必需的了。”[9]然而,盧森堡卻不這么認為,她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特定的階段的內在需要,換言之,它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并非偶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深刻之處在于對它內在矛盾運動的分析,逐步地剖析出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剩余價值和固有的無法自我消除的周期性的危機。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盧森堡與馬克思的理論是相一致的。她認為,“帝國主義的經歷是如此有意義,以致要求發展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來解釋它。”[7]102由于時代的變化促使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緊迫性。為此,盧森堡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危機已經不同于馬克思在1857年遇到的經濟危機。“在她看來,資本主義的危機導致的結果是外部市場的擴張和收縮(首要地)。”[7]14資本主義社會要繼續向前發展,那么,剩余價值轉換成貨幣,就必須通過尋求外部市場或者軍事行動來實現它。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把尋找外部市場與軍事行動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必然導致的后果是帝國主義。在盧森堡看來,“帝國主義是軍事災難和解放革命的時期,它根源于用軍事力量耗盡非資本的環境、安全的外部市場、對有利可圖的資本投資地區以及對于資本主義積累未涉及的領域。如果沒有這些環境,那么積累就無從談起。”[7]119然而,盧森堡與列寧相比較,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或者是再生產派生物,但是,它是資本主義生存的地方病。”[10]她與列寧的區別很顯然,列寧只把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社會的派生物,并不是把它看作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需要的結果。因此,列寧和盧森堡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進行了剖析,都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是深刻地剖析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發展變化的重要理論。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批判性和科學性,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內在矛盾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剖析和批判,并且提供了對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和變化作出科學分析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今西方學者的思想進行批判和回應。由于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一些變化,使得一些西方學者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詆毀隨之而來。在此,就其實質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就是認為盧森堡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過時了,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到帝國。因此,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哈特和奈格里進行批判,謹防當今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詆毀和攻擊,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是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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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Empire, we should rethink the essence of Hardt and Negri's imperial system, which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our re-understanding of Luxembourg's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 Empire, Hardt and Negri criticize Luxembourg'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rule of state of the empire. In Luxembourg's view,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should not only reveal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make intern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It can be seen that Luxembourg's diagnosis and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re still valid, and her theory of imperialism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Therefore, rethinking the essence of Hardt and Negri's imperial system and defending Luxembourg's theory of imperialism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understand today's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Empire;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ternal contradiction; internal criticis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責任編輯:翟   祎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xvthda.live/4/view-15029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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