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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與政局:京都官書局始末

作者:未知

  摘要:甲午戰后,面對日益嚴重的危機,朝野上下謀求自強之道。京都官書局被視為政治危機的知識應對,是變革的重要嘗試。從最初的強學會、官書局、京師大學堂官書局到京華印書局,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更體現出部分中上層官員謀求變革的曲折歷程,其中摻雜著政治派系之爭、充滿變數的政局、官員們的“小九九”及強大的體制慣性,官書局淪為毫無建樹的官方機構,在歷史的洪流中亦步亦趨,幾經輾轉,最終改為商辦,易名京華印書局。
  關鍵詞:強學會;官書局;京師大學堂;孫家鼐;京華印書局
  京都官書局(以下簡稱官書局)是甲午戰后,面對日益嚴重的危機,朝野上下謀求變革的產物。從最初的強學會、官書局、京師大學堂官書局到京華印書局,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更說明了中上層官員探索的曲折歷程。目前學界對京都官書局的研究付之闕如,對其創辦、具體運作、歷史走向等,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考訂。因此,充分利用檔案、日記、文集、報刊等資料,參酌其他可信史料,在學界先進的基礎上,對官書局進行詳細的歷史考察,顯得十分必要。且,通過對京都官書局歷史的考察,或可進一步加深對官書局與晚清政治關系的認識。
  一、“一波三折”:官書局的創設
  官書局最早可追溯到強學會。甲午戰敗,自強呼聲漸起。一批官員積極探索自強之道,認為甲午敗系因“風氣未開”而致“人才乏絕,坐受凌侮”,故謀求“合眾人之才力”講求“學業”,“合眾人之心思”開通“風氣”。①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八月間,康有為、陳熾、沈曾桐、丁立鈞、沈曾植等人發起強學會(又稱強學書局)②。該會成立之初,即得到一大批官員的支持,一時之間,名聲大噪。參與強學會的部分官員曾聯名指責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不作為”,因此強學會很快就遭到守舊勢力的打壓。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21日)李鴻章的姻親御史楊崇伊上奏彈劾強學會:“口談忠義,心熏利欲,莫此為甚。且目前以毀譽要公費,他日將以公費分毀譽,流弊所極,勢必以書院私議干朝廷黜陟之權,樹黨援而分門戶,其端皆基于此。相應請旨嚴禁,并查明創立之人,分別示懲,以為沽名罔利之戒。”③楊將矛頭直指向彈劾李鴻章的官員們,羅織“以書院私議干朝廷黜陟之權,樹黨援而分門戶”④罪名詆毀強學會。奏折上達之后,強學會即被查封。
  查封之后,會中人多感到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吳樵稱:“楊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孫,欲借此以興大獄,遵以聚黨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維時三御史匿跡,館臣震恐,有泣下者,有欲叩楊門求見者,有欲將書籍、儀器繳還同文館者,有往合肥獻好者,余人紛紛匿遁。”⑤顯然,面對政治高壓,不少官員的心態發生著微妙的轉變。
  在李鴻藻等大員的支持下,沈曾植、楊銳等極力奔走。譚嗣同寫道:“強學會之禁也,乃合肥姻家楊莘伯御史所劾,知高陽(李鴻藻)必袒護清流,乘其赴普陀峪始上疏。諸公不知所為,竟允其請,因之貽笑中外,在京西人面肆譏詆,遂至流播于新聞紙。朝廷深悔此舉,高陽尤憤,適有胡公度請重開之奏,遂降旨準其重開。”⑥胡孚宸是官書局創設的關鍵人物。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6年2月5日),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孚宸上奏,意圖恢復書局,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可否請旨飭下總署禮部各衙門悉心籌議官立書局,選刻中西各種圖籍,略仿照外省書局之例,詳訂章程任人縱觀,隨時購買并將總署所購洋報選譯印行,以廣流通而擴聞見,如慮事難猝舉,或徑招股集資在海軍舊署開辦,規制既宏,費用可省,經理既善,流弊自除,庶于國家作育人才、挽回時局之本心,不相刺謬。”⑦胡的奏折頗具說服力,契合朝廷變革的訴求,緩解了查禁之后官員們惶惶不安的情緒,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解決強學會困境的辦法。因此,奏折上達之日,即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⑧。
  針對胡孚宸的奏折,總理衙門于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896年2月24日)上遞討論的結果,建議:“臣等公同商酌,擬援照八旗官學之例,建立官書局。欽派大臣一二員管理,聘訂通曉中西學問之洋人為教習,常川住局,專司選譯書籍、各國新報、及指受各種西學,并酌派司事譯官收掌書籍,印售各國新報,統由管理大臣總其成,司事專司稽察,所需經費由總理衙門于出使經費項下,每月提撥銀一千兩,以備購置圖籍儀器、各國新聞紙及教習、司事、翻譯薪水等用,核實散放。”⑨
  從對官書局的設計來看,總理衙門與胡孚宸皆希望朝廷能夠主動拓寬西學傳入的渠道。不同之處在于,總理衙門強調仿照八旗官學,建立官書局,選聘“洋人”為教習并從事譯書、譯報工作,欲把官書局建成“加強版”的京師同文館。經費方面則由總理衙門撥款和捐助。
  九天之后,正月二十一日(3月4日),光緒帝任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官書局。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孫家鼐上奏所擬訂的辦理章程:“一藏書樓。擬設藏書院,尊藏列朝圣訓、欽定諸書,及各衙門現行則例、各省通志、河漕鹽厘各項政書,并請準其咨取、儲存、庋列其古今經史子集有關政學術業者,一切購置院中,用備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恢廣學識。一刊書籍。擬設刊書處,譯刻各國書籍。舉凡律例、公法、商務、農務、制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諸書,凡有益于國計民生與交涉事件者,皆譯成中國文字,廣為流布。一備儀器。擬設游藝院,廣購化學、電學、光學諸新機、礦質、地質、動物、植物各異產,分別部居,逐門陳列。俾學者心摹手試,考驗研求,了然于目,曉然于心,將來如制造、船只、槍炮等事,可以別材質之良窳、物價之低昂、用法之利鈍,不致受人蒙蔽。一廣教肄。擬設學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為教習。凡京官年力富強者、子弟之姿性聰穎、安詳端正者,如愿學語言文字,及制造諸法,聽其酌出學資,入館肄習。”⑩
  從內容來看,與總理衙門不同,孫家鼐欲把官書局辦成集圖書館、出版社、博物館、學堂于一體的綜合性機構。孫家鼐的奏折堪稱官書局的“頂層設計”,勾勒出官書局基本的框架,明確了官書局的發展方向,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革新派的主張,使得頗有爭議的事業終于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奏折側重政治策略的運用和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具體可操作的實施方案。在主張變革人士看來,朝廷設立官書局的舉動,傳遞的更多是政治信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他們主張的認可和支持。對于孫的主張,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存在著諸多困難,認為官書局未來發展之路充滿了不確定性。吳樵稱:“學會近已奉明文,惜政府不敢曰會,派孫尚書管理總署,月撥千金為京局用。……此間現在不過面子爭足,辦法未必能善,仍望外間也。”?盡管前路并不明朗,但經過艱苦的努力,朝廷明確支持強學會主張的事業,傳達出期望變革的意圖。至此,強學會未竟之事以官書局的名義繼續推進。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官書局正式開局,“為節省經費起見,暫賃民房”?,地點設在虎坊橋(玄武區虎坊橋),每月付“二十八金”費用,“地尚寬敞”?。   二、“改頭換面”:官書局的具體運作
  1.人員名單
  關于官書局的參與人員,孫家鼐提交了一份詳細名單:“謹將辦理書局諸臣銜名繕寫清單,恭呈御覽: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李昭煒、國子監司業瑞洵、翰林院編修丁立鈞、翰林院編修熊亦奇、翰林院編修沈曾桐、翰林院編修張孝謙、翰林院編修徐仁鑄、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禮科掌印給事中褚成博、掌江南道監察御史張仲炘、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內閣中書楊銳、內閣中書汪大燮、戶部郎中陳熾、戶部主事涂國盛、刑部員外郎沈曾植、刑部員外郎潘慶瀾、刑部郎中胡翔林、工部郎中端方、工部郎中徐道焜、工部員外郎楊士燮、工部主事丁象震。以上二十三員,臣惟添派司官三四員,余皆原辦書局之人。”?其中大多數都曾是強學會的參與者;“司官三四員”是誰,目前尚無資料證實。
  參與人員大多是中下層官員,官階較低。譚嗣同稱:“現今雖開,卻改名官書局……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極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則誠無人矣。”?他們中大多數人仕途處于起步或者已經起步階段,仍保持著積極進取的姿態,具有較強的政治訴求。
  名單中所列之人與當時的核心政治人物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丁立鈞、沈曾植、涂國盛、丁象震、褚成博同為光緒六年庚辰科進士,當時的會試主考官是翁同龢。熊亦奇亦為翁同龢的門生。徐仁鑄是翁門六子之一徐致靖的長子。而翁非常欣賞文廷式、陳熾、宋育仁等青年才俊。楊士燮、徐仁鑄主考官為李鴻藻。楊銳、丁立鈞頗受張之洞賞識。其他的不一而足。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翁同龢。甲午之后,翁同龢成為權傾一時的人物。?他身兼數要職,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督辦軍務處會辦大臣、戶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大臣,權力到達頂峰。盡管他自始至終沒有直接參與強學會、官書局的事務,但其門人的態度和表現已經說明他意欲掌握革新派主導權。而翁同龢、孫家鼐為好友,交往密切,同為光緒帝的老師。孫家鼐在訂立名單時,不可能不考慮翁同龢的因素。據翁同龢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96年3月19日)日記載:“晚孫燮臣來,以官書局折底見示。”?這傷名單很可能征得了翁同龢的同意。
  名單顯然排除了強學會的首倡者康有為、梁啟超,其中既包括具有真才實學、力圖變革之人,也不乏“動機不純”、欲借此謀求政治前程之人。其實,官書局尚處于籌議階段時,權力之爭已現端倪。李鴻藻、張孝謙想要在書局事務上擁有更多的處置權。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兩邸皆畫稿,而高陽不畫,意欲仿八旗官學,請派管學大臣,意且在己。……然張則欲悉照官學辦理,己可為提調,指揮如意,可以盡摒異己。”而在官書局管理者的人選上,孫家鼐“請假數日,意欲請開缺,聞有復議,而后銷假,有以去就相爭之志”。更有部分官員將書局視為進身之階,意欲通過參與書局,結交上層,謀求可能的政治資源。或許正因為如此,汪大燮曾針對總理衙門仿照八旗官學設官書局之議稱:“我輩立一小會,其中亦多半京官,意在推廣化及,同局諸人,無所謂學生先生。若悉照八旗官學,則不知誰當學生?誰當教習?不過群奔走于管學大臣,圖差事而已。”?“圖差事”道出了當時不少參與人員的真實心態。
  對于官書局內眾多的參與人員,吳樵評價甚低,認為局內大多是為仕途謀算之徒。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吳樵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局內辦事之人“僅熊、張巽之、張次山、褚伯約耳”。確實如此,官書局的實際事務主要由四部分組成:“曰學務、曰選書(內有蕓閣、叔嶠丈)、曰局務(管銀錢事,熊、張巽之主之)、曰報務(伯唐、子封主之)。”學務、選書主要由文廷式、楊銳負責,局務主要由熊余波、張孝謙負責,報務由汪大燮、沈曾桐負責。除此之外,名單上所列之人“皆以此局為升官發財之捷徑,趨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閑,或引去,或屏跡于門,此京局之實情也”?。可以說,官書局在創辦伊始即被強大的體制慣性所掣肘,與最初的設想漸行漸遠。
  但這種分工和安排,時人看來,“孫壽州請文蕓閣總理其事,且住居。……壽州極能受善言,局面或可妥貼”?。從人員配備來看,官書局或可有所作為。但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風波再起,文廷式被革職,驅逐出京,永不錄用。充滿變數的政局使得官書局的未來顯得岌岌可危。吳樵稱:“京局近日情形,甚為沮喪,(為蕓閣故)。孫尚書亦滋不悅,大約將來必有撤銷之時,且轉朐恐即有風波。”21而伴隨著文廷式的離去,官書局內部矛盾日益暴露,權力之爭逐漸白熱化。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96年4月1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稱:“局事自蕓閣去,未去亦爭長,今更如愿,而群不逞大得志,互相爭長,勢不可擋。……其中諸人,大率非我族類,萬萬不便沾染。且將來言語之禍,必甚于雍、乾,不若不辦為妙。”22文廷式事件顯然再一次打擊了變革人士的熱情。譚嗣同稱:“雖名為開禁,實則只設一空無所有之官書局,亦徒增一勢利場而已。”23趨新人士對官書局流露出失望而無可奈何的情緒。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1896年4月22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稱:“書局之事甚糟,稍明白之人,率退避三舍,而熊余波獨攬大權,將來一事無成,不過多費帑項而已。”24又,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稱:“書局未散與散無異。”25自此可知,官書局已經不可能按照孫家鼐的設計繼續推進。
  2.官書局“真實面相”
  盡管時人認為官書局的前途并不樂觀,但作為官方機構,官書局仍然進入實際運行階段。在創設之初,孫家鼐強調以節約為第一原則。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吳樵致書汪康年稱:“局中以前舊有司事一人,韓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請人,一樣用錢,不如我住局,且我實無車馬以從事’,其陋如此。張巽之有眷屬在京,孫司空曰:‘住局宜擇京員無眷屬者’。巽之遂命其屬歸而自住局,辦事之勇如此。”26從中可推測,官書局經費略顯緊張。那么,官書局經費情況到底如何?
  根據賬目可知:官書局的資產包括經費和“圖書儀器各種家具價值”。創辦之初,“移交新局京松銀九千三百三十五兩四錢四分歸新局入賬”,圖書家具價值約“銀二千三百兩零四錢二分”,另有官員捐助、總理衙門撥款等。據統計,官書局的啟動資金為“京松銀二萬二千零九十八兩三錢四分”27。僅從啟動資金數目看來,官書局仍有發展的可能。但根據《官書局匯報》所載,每月入賬僅“一千兩”28。可知,官書局經費最重要的來源是總理衙門(后京師大學堂)撥款,而這僅能勉強維持官書局正常的開支。經費入不敷出,使得官書局不可能再有作為。   官書局的業務是售書和發行報紙。官書局購買并發行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上海格致書院、湖北書局、江西書局、浙江書局、江蘇書局、淮南書局等刻印的書籍。29這些書籍主要在官方系統中流通。朝廷根據各部所需,隨時調取。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八(1898年2月28日)宋伯魯上奏:“飭下總署及官書局選擇時務切要各書頒發翰林院。”30此外,官書局還部分參與商業活動。時人日記中時常記載官書局購書的經歷。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1897年6月14日)蔡元培過官書局,購買《形學備旨》十卷、《八星之一總論》一卷等書。31
  官書局聘請洋人編譯報紙,即近代早期官方報紙《官書局報》《官書局譯報》《官書局匯報》32。目前找到原件的是《官書局匯報》。這報紙為日報,收錄“前一日諭旨、宮門抄”,“前二三日發抄折片、摘要”,“總署送到路透電新聞紙西國近事”,“本局譯出各種外國新聞”,“儒先格言論說之屬或新譯各種書籍”。33與傳統《邸報》不同,這份報紙增加了對西方國家的報道力度,但仍被嚴格限制不得“妄議時政”。報紙主要在體制內發行,曾被湖北官方創辦的《湖北商務報》在1899至1903年轉引達88次。34光緒帝曾一度極為看重,經常翻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1898年6月19日)上諭:“所有官書局譯印各報著自五月一日起,每五日匯訂一冊,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軍機處呈遞。”35
  而對這份報紙,時人和高層的評價并不高。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96年6月8日),張元濟致信汪康年稱:“所刊局報(官書局匯報),多系蕪詞,閣抄格言,最為可笑。洋報偶有微詞,譯署原文咨送,均被刪削。”36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張元濟復沈曾植書中說道:“(光緒帝)近且閱《時務報》(詔總署按期呈進)、《官書局報》(朱批曰平淡無奇)、同文館所譯新報(嫌太少,令多譯矣)。”37顯然,《官書局匯報》遠遠未能滿足時人和政治高層的需求。
  三、“茍延殘喘”:官書局的走向
  官書局開辦不久,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廣學校,對官書局評價道:“乃者欽奉明詔,設官書局于都畿,領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讀之下,仰見圣神措慮,洞悉本原。臣于局中一切章程,雖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達圣意,闡揚風化者也。他日奇才異能,由斯而出,不可勝數也。”38從表面看官書局充滿褒揚,但“奇才異能”的目標,官書局根本不可能企及。該奏折還提出設立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說明官書局并未真正實踐強學會的事業。光緒帝將該折交總理衙門議奏。七月初三(8月11日),總理衙門給出意見,指出“該侍郎所請于京師設大學堂,系為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39。可知,京師大學堂最初被設定為官書局的附屬機構。八月二十一日(9月27日)孫家鼐上奏稱:“查本年正月總署原奏,請立官書局,本有建設學舍之說,臣奉命管理官書局,所奏開辦章程,亦擬設立學堂,延請教習,是學堂一議,本總署原奏所已言,亦即官書局分內應辦之事,刻開辦書局,時近半年,各處咨取書籍,亦印報章,草創規模,粗有眉目。”40孫的奏折仍建議在官書局下設立大學堂,但這根本無法實現。從經費來看,官書局經費僅有總理衙門每月一千兩的撥款。這對官書局而言尚且難以維系,而如果再添設大學堂,則耗費更多。且,面對戰后巨額賠款,朝廷一籌莫展,被迫舉借外債。于此時設立耗費甚巨的京師大學堂,多少顯得天方夜譚。因此,該奏議只能擱置。而官書局則因循守舊,依然如故。
  隨著德國強占膠州灣,西方各國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機不斷加深,變革的呼聲再次響起。而此時政局突變,翁同龢被罷免,康有為、梁啟超儼然成為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設立大學堂、譯書局,《時務報》改為官辦等成為討論的熱點問題。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孫家鼐上奏請求為官書局添設提調及司事:“原設官書局所用人員只有司事而無提調,局中事務即由臣督率各司員辦理。部院人員臣請其照料書局,皆不支薪水,亦不能常川到局。此后學堂事務日繁,書局司事各員臣恐不能時常督率,擬請添設書局提調一員,照學堂提調之例以歸一律至學堂總辦,及各項提調多系京員兼充,時有本衙門事務,亦擬添設司事數人,以供提調指臂之助。”41很顯然,此時孫家鼐等人的重心在京師大學堂,自然無暇顧及看似可有可無的官書局,因此請派專門人員管理書局。官書局已然成為明日黃花。直至京師大學堂設立,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899年6月22日)上諭:“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設譯書局均著并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42官書局被并入其中,成為京師大學堂的附屬機構。
  義和團進入北京,局勢動蕩,京師大學堂無法繼續維持。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許景澄請求裁撤京師大學堂。43上奏當日,“奉旨依議”44。據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八(1901年3月27日),外務部致大學堂咨文中道:“局(官書局)中房間機器書籍,除拳匪燒毀洋文書外,損失無多。”45直到京師大學堂籌議重建之時,“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辦學之議復興,……在未開前,則以虎坊橋官書局為籌備地”46。可見,此時的官書局是作為京師大學堂籌辦之所而存在的。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六(1902年2月13日),張百熙建議京師大學堂于官書局地址設立譯書局,“擬就官書局之地開辦譯局一所”47。又據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902年2月18日),張百熙奏折稱:“現在查考一切中外學規復定章程辦法,并咨行各國使臣暨外省督撫往來文件甚繁,暫用官書局地方為辦公之所。”48很顯然,官書局僅僅被視為“存在”,隨時可以“挪作他用”。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4日)京師大學堂章程中規定設有編書局、譯書局,并沒有提到官書局的處置問題。另據學者郝平所列的“京師大學堂教職員名單”中明確指出“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官書局提調為瞿鴻禮”49。又據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1903年6月11日),《續京師大學堂譯學館開辦章程》規定:“文典印刷歸官書局辦理,其紙張印費由本館開銷。”50可知,官書局并未被裁撤,而是作為京師大學堂的印刷機構。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天津《大公報》上多次刊登“大學堂官書局出書”的廣告,“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上海譯書分局新譯書不下數十種,皆經管學大臣審定,洵海內教育家之圭臬,學者之津梁。茲陸續出書,隨時發售各科課本”51,署名為“北京官書局總發行所”。此時的官書局不僅是印刷機構,亦是京師大學堂編、譯兩局的“發行所”。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五(1905年3月10日),天津《大公報》報道稱:由于“百物騰貴”,“大學堂編書處,于本月初三日遷至宣武門外虎坊橋官書局內,以節經費”52,兩者是否合并為一處,尚未可知。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官書局改為商辦,又稱“京師學務處官書局”,“本局向設前門外虎坊橋東邊路北,早已遐邇馳名。現在由商承辦,竭力改良,添聘名手,廣置各種新機,專印鉛印石印書籍、文件以及五彩錢票、地圖并自造各種新式花邊鉛字銅模發售”53,成為一家商辦的印刷機構。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五(1907年5月16日),改為商辦的官書局在天津《大公報》上刊發更名通告,“本局舊用官書局名目。現自本年起改稱為京華印書局,所有出入一切圖記,概用京華印書局字樣特此聲明”54。自此,官書局成為歷史名詞,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四、結語
  官書局是甲午戰敗后,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朝野上下謀求變革的嘗試。時人將目光聚焦于學校、報館、圖書館、博物館,以期開通風氣、培養人才、實現政治自強的目標。官書局即被視為政治危機的知識應對,被賦予了政治改革的期許。然而這些多停留在設想階段。究其原因如下:
  不可否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官員均具有變革的意愿。但在具體實踐中,政治派系的較量、充滿變數的政局,使得官書局舉步維艱。強學會創辦之初,由于帝后兩黨的權力之爭,即遭到查禁的厄運,經胡孚宸的建議、總理衙門復議以及孫家鼐的介入,官書局成為各方妥協的產物。又因文廷式被罷免,風波再起,官書局陷入權力之爭。變法興起,翁同龢被罷免,康有為一派成為政治新星,政局“刷新”,官書局無法適應政局的需要,被“定義為”籌設中京師大學堂的附屬機構。變法失敗后,官書局在京師大學堂設立后被并入其中。新政時期,作為京師大學堂的印刷所和發行所,在風雨飄搖的政局中,官書局最終改為商辦。如此政局是官書局最終命運的重要推手。
  在謀求變革的呼聲中,部分中下層官員夾雜著太多的功利和算計。面對危機,他們看到了政治權力重新分配的機會,竭盡全力結交上層,為自身謀取升遷的政治資源,看似對變革事業充滿熱情,實則缺乏政治理想和抱負,在政治風向轉變的關口,更關心的是個人的官位、前途和得失。正如文廷式所言:“甲、乙之間,事變至繁。和議成后,一年以來漸皆復舊,所稍異者,南城賃屋之價不致太昂,各衙門團拜之戲或有不舉而已。其謀差事,盼京察者,則紛紛擾擾無異昔時也。”55這亦是官書局不能夠繼續推進的原因之一。
  孫家鼐的處事作風決定了官書局不可能有太大作為。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1859)狀元,歷宦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曾在工部、吏部、兵部、戶部等任職,光緒四年(1878)奉命入職毓慶宮,成為光緒帝的漢文師傅。孫為政溫和,做事穩健,深得光緒帝的信任。盡管孫家鼐本人支持西學,對強學會事業持支持和同情的態度,但畢竟年近七旬,久在官場,不免沾染官場舊習,穩健有余而缺乏創新精神。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96年6月8日),張元濟致信汪康年稱:“書局既開,是吾華一大喜事。浮云蔽日,旋即消散。壽州聞尚有心,弟曾有書上之,后屢謁而不得一見。觀其行事,亦終難掃除朝貴氣習。”56在張元濟看來,官書局被賦予了變革的訴求和期待,而孫家鼐的處事作風以及強大的體制慣性,最終使得官書局“改弦易轍”。確實如此,孫作為官書局的管理大臣,對官書局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使得頗具變革意向的事業在充滿變數的政局中,最終淪為毫無生氣、名存實亡的官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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